1935年11月13日，天津發生了一起震驚中外的大案：一名叫施劍翹的奇女子為報殺父之仇，槍殺了著名的北洋軍閥孫傳芳。這件復仇案在當時朝野影響的廣泛性，在民國絕無僅有。

施劍翹刺殺孫傳芳后，舉國上下對其褒貶不一。由于媒體對施劍翹在法庭中感情的宣傳，以及孫傳芳的軍閥身份，施劍翹博得了多數人的同情。在這一情感因素的推動下，施劍翹基于孝道的復仇，被當時的媒體描述為“現代俠女”，時議也傾向于她。全國婦女界，多以施劍翹為婦女界之光榮。在許多請愿團體的電報中，施劍翹的復仇行為被稱為“為國鋤奸”“為民除害”，非但無罪，反為挽救世風的道德典范。

與此同時，部分知識精英和左翼評論者指出，施劍翹的作為屬于愚孝，是封建信仰的余毒，后者以這種儒家孝道與馬克思主義的強國觀相抵觸。如《國聞周報》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若以孝為基礎的私人復仇被提倡，將引發暗殺之風，導致社會秩序崩潰。這種觀點，多置社會的概念于家庭倫理之上。

還有一種聲音，乃是要求司法獨立，堅持法外無情。如《法律評論》《獨立評論》中的若干文章，都力圖申說“人情是一事，法律又是一事”。此種主張強調法律威嚴，反對“為孝屈法”，卻因當時復仇正當性與弱者反抗強權正當性下的大眾同情，而被輿論邊緣化。

對施劍翹的評價涉及公眾同情與法治的關系以及傳統孝道的重要性。情是一種道德觀念，雖在任何社會都有占統治地位的主流道德，但社會不同層次在理解上存在分歧。過于崇情而屈法，雖可收一時之效，但難成法治之功。民國時期，傳統道德、法律仍占有一定地位，施劍翹替父報仇凸顯了其“孝女”“俠女”之風，卻也是特殊歷史時期的一次以身試法之舉。

施劍翹在復仇案中建立起來的聲譽一直延續。自抗日戰爭起，施劍翹組織募捐活動，積極辦學，協助開展革命工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與建設做出了貢獻，成為愛國主義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