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原名林祚大，字陽春，號毓蓉；曾用名育容、育榮、尤勇、李進。軍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1925年參加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八一南昌起義。在井岡山時期先后任營長、團長、軍長、軍團長等職。參加了紅軍長征?？谷諔馉帟r期任八路軍一一五師師長。解放戰爭時期任東北野戰軍司令員等職，指揮了遼沈戰役、平津戰役等重大戰役。

參加革命

北閥戰爭開始后，林彪奉命參戰，北伐軍打到武漢后，他被派到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五師七十三團任排長。大革命失敗之后，林彪選擇了革命道路，參加了南昌起義。

南昌起義的隊伍在南下途中失敗，隊伍多被打散。隨后，林彪參加了湘南武裝起義，并隨著武裝起義的隊伍上了井岡山，成為中央蘇區的開創者之一。

1925年“五卅”反帝運動中，積極投身學生運動，發起成立“共進圖書社”，組織同學閱讀進步書刊，并在陳潭秋等指導下創辦“共進月刊”。后被湖北學生聯合會推選為出席在上海舉行的全國學聯第七次代表大會代表。同年秋于共進中學畢業后返回林家大灣，父母要他就近謀一個教師職業，以便關照家庭生活。但他說服父母，決心棄教從戎。后經當地中共組織批準南下廣州，考入黃埔軍校第四期，編在步兵科第2團第2營第3連，同時改名為林彪。在黃埔軍校由共青團轉入中國共產黨，并任3連中共支部書記。

1926年11月，從第四期畢業后，由廣州北上武漢，分配在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二十五師第七十三團任見習排長、排長，曾隨部參加北伐戰爭中討伐孫傳勞和進軍河南的戰斗。隨部隊參加了南昌起義和湘南起義。

1927年4月，隨第25師73團(由葉挺獨立團改編)參加武漢國民政府舉行的第二次北伐，歷經上蔡、臨潁等戰役戰斗。7月隨部移駐九江。8月2日由聶榮臻、周士第直接率領參加南昌起義。起義后任73團3營7連連長。同年10月起義軍在廣東潮(州)汕(頭)地區失敗后，隨朱德、陳毅轉戰閩、粵、贛、湘邊地區。

1928年1月，參加湘南起義，改任中國工農革命軍第1師1營2連連長。同年4月隨湘南起義軍到達井岡山，先后任中國工農紅軍第4軍28團營長、團長，參加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反“進剿”、反“會剿”斗爭。

在井岡山的斗爭中，林彪初任工農紅軍第四軍的營長、團長，因指揮作戰有方，提升很快，1929年1月，隨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轉戰贛南、閩西，3月任紅4軍第1縱隊縱隊長(亦稱司令員)。期間，支持毛澤東繼續擔任紅4軍前委書記。林彪在殘酷的斗爭環境中其思想也發生過動搖。年底在給毛澤東的新年賀信中提出“紅旗能打多久”的問題，對革命的前途持悲觀態度。為此毛澤東專門寫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批評這種思想。盡管發生過動搖，但他還是在高級指揮員的位置上把武裝斗爭堅持了下來。

1930年6月，任紅1軍團第4軍軍長，時年23歲。

林彪在毛澤東和朱德的領導下參加了中央紅軍的多次重大戰役，在征戰中其軍事才能進步很快，到1932年3月，他升為中央紅軍主力部隊之一的第一軍團總指揮，后來改稱為軍團長。林彪在指揮作戰時，善于打突擊。當一切布置停當，基本條件具備之后，就組織幾股部隊來個猛打猛沖，屢屢奏效。尤其是對于國民黨的雜牌軍和地主武裝，因其戰斗力不強，官兵貪生怕死，遇到力量較強的部隊一沖就亂，一亂就敗。所以，林彪的突襲戰術經常得手。他也隨著勝仗的增多名聲漸大并迅速提升。

1932年3月，年僅25歲的林彪任紅1軍團總指揮(后稱軍團長)，率部參加了文家市、長沙、吉安、贛州、漳州、南雄水口、樂安宜黃、金溪資溪等重要戰役和中央蘇區歷次反“圍剿”和長征，曾多次指揮所部擔任戰役戰斗的主攻任務，成為紅一方面軍能征善戰的高級指揮員之一。在此期間，他還曾被選為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委員、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

從井岡山根據地的創立到紅軍被迫撤離中央蘇區，林彪始終在第一線堅持指揮戰爭。他參加了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歷次反“圍剿”斗爭，參加了紅軍長征。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長征開始后，與聶榮臻指揮所部參加了突破國民黨軍四道封鎖線和強渡烏江作戰。他率領的紅一軍團是長征的主力部隊之一。

1935年1月，參加了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糾正了“左”傾路線，改組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由毛澤東負責軍事指揮。會后指揮紅1軍團參加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奪占瀘定橋等作戰。遵義會議后紅軍初戰失利，再加上許多干部對紅軍繞著圈子走表示不理解，對比，林彪曾給中央寫信，建議由彭德懷出來接替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此事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斥責。

同年9月，紅一方面軍改稱陜甘支隊，任支隊副司令員兼第1縱隊司令員。到達陜北后，陜甘支隊恢復第一方面軍番號，重任紅1軍團軍團長，并當選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隨后率部參加了直羅鎮戰役和東征戰役。林彪在中央革命根據地的斗爭中，從排長逐步升為軍團長，并以此奠定了他一生的重要領導地位。

抗日戰爭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之后，為了培養抗日軍政干部，黨中央決定成立抗日紅軍大學，1936年6月，林彪被任命為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大”，后改稱抗日軍政大學)校長，后兼任政治委員。

1937年1月，“紅大”從保安遷至延安并改名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簡稱“抗大”)后，繼續任校長兼政治委員，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長和政治委員。

抗日戰爭爆發后，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下轄3個師，林彪被任命為八路軍第115師師長和該師軍政委員會書記，是3位師長中最年輕的，并任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和軍委前方分會委員。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后，以師為單位分頭開赴抗日前線，林彪率部挺進華北抗日前線。

1937年8月，任八路軍第115師師長。日本侵略軍占領平津之后，沿平漢、平綏、津浦鐵路長驅直入。9月中旬，西進日軍占據大同，其主力繼續南下。進占蔚縣、廣靈、靈丘的日軍第五師團主力企圖奪取平型關。9月22日，日軍第五師團一部由靈丘進占平型關北部的東跑池地區。八路軍前方總指揮部于二十三日命令115師向平型關、靈丘間出動。115師接到命令后，林彪決定利用關溝至東河南鎮之間公路修在山谷中間的有利地形設伏待敵。決心下定之后，部隊于二十三日隱蔽進入平型關以東冉莊和東長城村待機。與此同時，派出騎兵營和獨立團向靈丘方向活動，鉗制日軍，以便保障主力的翼側安全。9月24日，八路軍115師組織了營以上指揮員進行現場勘察，并作出了具體部署。是日夜晚，各部隊冒大雨向指定位置開進。為了配合國民黨第二戰區軍隊作戰，9月25日拂曉，部隊全部進入設伏位置，完成了各項戰斗準備。9月25日晨，日軍第五師團第二十一旅團一部攜帶大批輜重沿靈丘至平型關的公路開進，日軍大搖大擺，根本不以為有中國軍隊敢于阻擊。上午七時左右，日軍全部進入115師設伏地區。指揮員當機立斷發起進攻命令。一陣伏擊的槍彈，給敵人大量殺傷。隨后各團利用有利地勢發起沖擊。六八五團經激戰殲敵一部。六八七團切斷了日軍的退路。六八六團第一、三營與日軍展開白刃戰。日軍雖遭突然打擊，戰斗力仍非常強大，還能組織起強大的火力進攻。八路軍對日軍進行分割包圍，多次打退日軍突圍。東跑池方向的日軍回援被圍，被六八五團打退。戰斗進行到十三時左右，被115師圍住的日軍全部被殲。但駐守團城的國民黨軍隊臨陣脫逃，給東路池一帶的被圍日軍留下了機會，使這部分日軍得以突圍逃走。

由于部署周密，動員有力，指揮得當，所以打出了一個漂亮的殲滅戰。此戰殲滅日軍一千余人，繳獲步槍一千余支，輕重機槍二十余支。擲彈筒二十九余具，火炮一門，戰馬五十三匹，擊毀汽車百余輛，馬車二百余輛。

平型關之戰，是八路軍挺進抗日戰爭前線后的第一仗，也是中國軍民殲擊日軍規模較大的一次。此戰之前，侵華日軍并未遇到什么抵抗。他們把幾十萬華北國民黨軍隊驅趕得望風而逃。所以，平型關大捷意義非常重大。它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打出了中國人抗戰的決心，打出了共產黨和八路軍在全國人民心中的威望。由于平型關戰斗的意義重大而深遠，此戰在全國的輿論工具中成了重大新聞，被各報刊登載。林彪作為作戰的指揮官在黨內的影響更大，在全國也成了知名人物。

平型關大捷之后，林彪繼續率115師戰斗在抗日前線。

1938年2月，奉命率115師師部和343旅由晉東北南下，到呂梁地區開辟根據地。3月2日帶師直屬隊途經隰縣以北千家莊時，因身穿繳獲來的日軍大衣并騎著洋馬，被駐軍閻錫山部第19軍警戒部隊的哨兵開槍誤傷。子彈從右腋經左側背穿出，傷及肺和脊椎骨，從此留下終生未愈的植物神經紊亂癥，并逐漸形成了怕水、怕風、怕光、一緊張就出汗的毛病。后送延安治療，師長職務由343旅旅長陳光代理。從5月開始，邊休養邊參加“抗大”工作，曾就“抗大”的教育方針、軍隊的領導問題等作過多次報告和講演。林彪在抗日戰爭期間寫了《抗日戰爭的經驗》等文，批判了消極防御方針。同年冬經黨中央批準，赴蘇聯繼續就醫，住在莫斯科郊外科爾斯基村的一所療養院(對外稱“七部”或“八部”，共產國際稱“中國黨?！?，由伏龍芝軍事學院的將級教官授課。后來，在蘇德戰爭緊張時，該部人員被編入蘇聯紅軍。據師哲回憶錄記述，林彪在此期間曾對德軍的一次行動作出估計并報告了蘇聯軍事當局，受到高度重視。

1942年1月，回國。

解放戰爭

1942年2月經新疆返回延安，任中共中央黨校管理委員會成員，主持軍事教育會議，參加整風運動。同年8月，蔣介石在重慶約見周恩來，提出要在西安會見毛澤東。周恩來從毛澤東的安全和斗爭策略考慮，提議由林彪代表毛澤東到西安先見蔣介石，并得到毛澤東和中央書記處的同意。9月中旬，他乘汽車由延安赴西安，因天降大雨，路上阻隔，抵西安時蔣介石已返回重慶。他由西安又赴重慶，于10月7日到達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此后近10個月，與周恩來一起同張治中、蔣介石等就克服內戰危機、繼續合作抗日等問題進行談判。

1943年7月，與周恩來等離開重慶返回延安，繼續在中共中央黨校工作。

1945年4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為中央委員。8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當選為中央軍委委員。

抗日戰爭勝利后，奉派到山東擬任山東軍區司令員、中共山東分局委員。

1945年9月下旬，當其行至河南濮陽地區時接到中央電令，遂奉命兼程轉赴東北，于10月底抵達沈陽。此后歷任東北人民自治軍總司令，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東北軍區、東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和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并兼任東北軍政大學校長等職。進入東北初期，曾根據形勢變化，向中央軍委提出縮短戰線的建議并被采納。爾后，參與領導建立東北根據地，并組織指揮了四平、新開嶺、三下江南四保臨江等戰役。

1946年1月，部隊改稱東北民主聯軍。2月，指揮所部在遼寧彰武和法庫之間的秀水河子殲滅國民黨軍第八十九師一部。該戰是民主聯軍在東北反擊國民黨軍的第一個殲滅戰，打擊了國民黨軍的囂張氣焰。

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委。

1946年7月，主持召開東北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由陳云起草的《東北的形勢與任務》(簡稱“七七決議”)，強調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的必要性。指揮在北滿的民主聯軍進行三下江南(指第二松花江以南)戰役，和南滿的民主聯軍組織的四保臨江(在吉林南部)戰役南北呼應，使國民黨軍首尾不能兼顧，疲于奔命，陷入被動。

1947年，先后發動夏季、秋季、冬季攻勢，殲國民黨軍30余萬人，為在東北進行戰略決戰創造了條件。此后，曾對中央軍委南下作戰的指示遲疑不決，直到1948年7月才初步定下實施遼沈戰役的決心。9月戰役打響后，對敵情作出正確判斷，在攻克錦州后果斷舉行遼西會戰，圍殲國民黨軍“西進兵團”，取得戰役的決定性勝利。此次戰役共殲敵47萬余人，解放東北全境，并使東北部隊由出關時的13萬余人發展到100余萬人，成為人民解放軍一支強大的戰略機動力量。同年11月奉命率部入關，任人民解放軍平津前線司令員和中共平津前線總前委書記，與羅榮桓、聶榮臻一起，統一指揮東北野戰軍和華北軍區部隊進行平津戰役，殲滅和改編國民黨軍52萬余人。

在東北戰場上，林彪較充分地顯示出他的指揮才能。他總結出“一點兩面”“三三制”“三猛”等戰術原則?！耙稽c兩面”就是在進攻敵人時集中力量突破一點，得手之后迅速擴大戰果，正面進攻與側面迂回包圍、分割、穿插相配合;“三三制”即每班分成三個戰斗小組，每個戰斗小組3至4人，進攻時以小組為單位，隊形疏散可減少傷亡，容易聚攏便于形成戰斗力;“三猛”即猛打、猛沖、猛追。林彪把復雜的戰術問題用幾個字簡練地概括，好學好記，便于推廣，這些戰術原則，在東北野戰軍中推廣很普通，應用也很廣泛。

林彪帶兵只管打仗，別的事幾乎不問。在指揮東北戰場的各戰役、戰斗的過程中，林彪差不多終日倒騎著椅子面對墻上的地圖，長時間不許別人打擾，一個人面朝地圖觀察和思考。林彪布置戰役計算十分精確，可以說他精干運籌。他不善于與別人交流和討論，而喜歡一個人默默地想。一旦他開口布置任務，那就是命令，別人只能是聽命和執行。他對戰場兵力的計算可以精確到一個營甚至一個連。他不打無把握之仗，每仗都留有余地。在進攻時他要計算到有全勝的把握，在此基礎上還要留出退路。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在中央軍委的指導下，與羅榮桓等指揮遼沈戰役。在遼沈戰役中打錦州，盡管毛澤東發了數10封電報，但在沒有充分把握時林彪就是不下決心。有次終于下了打錦州的決心，但當他聽說敵人又增調五個師的兵力增援錦州時，又把部隊撤了下來。

在林彪等東北野戰軍高級將領的指揮下，圍困長春，迫使蔣軍起義或投降，和平解放長春;強攻錦州，堵住東北蔣軍的退路，形成關門打狗之勢;攻占沈陽，全殲東北蔣軍。東北野戰軍發動的遼沈戰役，歷時52天，以傷亡六萬九千余人的代價，換取了全殲東北敵軍46萬人和解放東北全境的重大勝利。

1948年11月，率部入關，與羅榮桓、聶榮臻等指揮平津戰役。平津戰役中最難打的是天津。林彪調集東北野戰軍的三十四萬人，由東北野戰軍參謀長劉亞樓蒞臨天津統一指揮。1949年1月14日發起總攻，激戰二十九小時，全殲天津守軍十三萬人，解放天津。切斷了傅作義的南逃之路，經過政治爭取，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戰役宣告勝利結束。以傷亡三萬九千人的代價，獲取了消滅和改編敵軍五十二萬人的重大勝利。至此，基本上解放了華北地區，使國民黨軍隊駐華北主力基本喪盡。

平津戰役結束后，東北野戰軍改稱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

1949年春，林彪率領部隊繼續南下，指揮所部進軍中南。3月任第四野戰軍司令員，5月兼任華中軍區司令員，并任中共中央華中局(12月改稱中南局)第一書記。6月率野戰軍主力渡過長江，先后指揮了宜沙、湘贛、衡寶、廣東、廣西、海南島等戰役，共殲國民黨軍43萬余人，解放湘、鄂、粵、贛、桂5省。在在解放戰爭的5年征戰中，林彪指揮大兵團作戰，其戰爭規模最大時可集結數十萬人。在數十次較大規模的戰役、戰斗中，由于謀劃準確，決策果斷，指揮得力，再加上因新式整軍運動鼓舞起指戰員的高昂士氣，幾乎是每戰必勝。在解放戰爭期間，曾總結部隊的作戰經驗，提出“一點兩面”、“三三制”、“四組一隊”、“四快一慢”等戰術原則，其關于戰斗作風和戰術問題的多次講話曾印發部隊指導作戰和訓練，對于部隊的野戰和攻堅都起到了積極作用。